- 随笔
住在武定路23号，那时的父亲，正是五十岁开外，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年富力强，儿女都大了，虽说文革中因祖父的自由职业成分问题受到冲击，但父亲不是当权派，没有权，也就免除了进一步的迫害。业务上没得说，曾经在市人民医院等大医院就是业务骨干，在工厂（那时还没有企业这个说法）医院，确切说，只算是保健站，更是“大拿”。
保健站最早在新疆路4号厂区里面，距离胶州湾很近，是一幢二层小楼。站内医务人员屈指可数。而且其中有母亲，夫妻都在同一个单位，一个人数不多的单位还真是不多见。后来迁到厂子外面，在厂区对面，一幢居民楼后面。后来逐渐开始筹建厂职工医院，父亲负责采购医疗器械，有机会到处跑，后来在燕儿岛路7号门前的牙科诊所看牙，母亲告诉我说，我坐的那把牙科椅子就是父亲当年置办回来的。父亲出差常坐飞机，但那时坐飞机不像现在随便坐，而是要够级别，还要开介绍信。看见过父亲在北京和广州出差时分别在颐和园和珠江边上的留影，那时父亲多么年轻啊，身材不胖也不瘦，军人出身的身板很匀称。上班时，总骑一辆26轮自行车，23号地势高，从家里到厂子一路下坡，不费什么劲。车子推出23号院，上车前，总是点燃一支烟，然后潇洒地把腿一跨，顺势下坡而去。
那时正值文革中后期，父亲收集了不少毛主席纪念章，纪念章有大有小，最大的油茶杯口粗，小的不到一寸，有很精致的，也有很简陋的，材质大都是铜、铝的，也有陶瓷的。每到过年前几天，父亲都要把挂了一年的像章，连同镶嵌像章的玻璃框从墙上取下来，拆开夹着纪念章的两片玻璃，把别着纪念章的那层薄薄的海绵拆下来，清洗一番，换一个新的海绵垫子，再把纪念章逐个别上去，再盖上玻璃，仔细地用透明胶带把四个边缠绕好，再挂在墙上（忘记父亲是怎么把那两片玻璃挂在墙上的）。
除了纪念章框，简陋的家里总要装点一番，年前几天，父亲总是到位于北京路口的环球文具店买几张粉红纸（后来这事让我去做，不管多忙，也不能忘记在年前到书店去买红纸），红纸被贴在窗户下半截，还有花盆也要用红纸包起来，后来还买那种廉价的彩灯，沿窗框、墙角挂好，通电后，关闭家里的照明灯，小灯泡一闪一闪的，也算有节日氛围。生活虽说不算富裕，但父亲总能给家调剂一下，使家里有节日的气氛。早年，他还在屋里摆上八仙桌（实际就是一张方桌），供奉上祖父祖母的遗照，摆上贡品，点燃香烛，要儿女们依次跪拜。文革开始后就停止了。
过年期间那时兴串门，从正月初一到初三四，桌上总会摆上凭票买来的糖块、水果，茶壶、茶杯，天刚亮，就会有邻居、同事来拜年，每到这时，来客都会以赞赏的目光欣赏墙上挂的纪念章，这时，可以看到父亲总是很自豪。后来，文革结束，不兴戴像章了，纪念章也不值钱了，加上搬家，纪念章的下落也就没人关心了。待后来再度兴起收藏文革遗存，视包括纪念章在内文革遗物为文物，再去找寻时，却一个也找不到了，好几十个呢，竟然一个也找不到了，真是奇怪。
在武定路，曾接待过很多亲戚。外祖父一支，人丁兴旺。外祖父同宗兄弟九个，他行七，人称七叔，其子侄好几十人。很多舅舅辈的，也如家母一样参加革命，后转业到各地安家。如在连云港工作的五姨妈夫妇，因是当地市级走资派、当权派，文革时，被武斗的另一派追击逃离连云港，来到青岛避难，姨夫姨妈来后发现住不开，只得另找地方避难。后来升为正师级的海玲大姐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还有一位来自平壤，算是华侨，回沂蒙老家探亲回去，路过青岛，顺便来看看，介绍了很多闻所未闻的见闻，说起了二等公民苦不堪言的日子，走的时候，看见母亲给他们很多穿不着的衣物和食物。至于短期来的，来看病的，买东西的，都不在少数。
印象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小舅来青岛托我买自行车，当时青岛产的大金鹿很有名，载物很棒，适合农村用，但和紧俏，还要用票，我几乎每年都能托人搞到一张票，于是通知小舅来，舅舅那时年轻力壮，坐长途车过来，买到车子，竟然骑车回去。当然后来知道不是他自己用，而是在集市上转卖了。再一件就是，一个什么亲戚的孩子来看病，因为在老家就耽误了病情，来的时候已到晚期，终于不治，老家要求把遗体运回去土葬。通过正常途径，坐长途车回去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回去。陪着来的人，好像是一个表兄，他很生气，但也很无奈，他提出要把过世的孩子拉回去。帮他找到了地板车，从山大医院平原路停尸房，沿着5路电车线一直向北走，一直送到沧口板桥坊，才与他告别。走在路上，莫不引起一片回头和指指点点。那是印象很深的一次经历。
无论是舅舅买自行车骑回去，还是亲戚拉逝者走回去，三百多里的路，都是很有毅力的，要说也不算远，可要是走，或者骑车，还是很费时间的，也感慨这些亲戚的意志力。当然，他们也并非首次走这条路的，据外祖父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是清朝光绪年间，还没有任何公路，汽车自然也没有，作为布贩子，来往于老家和青岛、济南府、青州府，甚至关外，都是步行的，那种路，完全是羊肠小道。估计后来开建的行车路线，大概就参照了这些小商贩步行的路径吧。外祖父后来到青岛，每次来，都到自己年轻时做过生意的小鲍岛一带，主要是无棣路一带寻找自己当年在青岛做生意时的踪迹，当年来的时候开过布店，贩过烟叶，沂水的烟叶很有名，叫做沂水绺子。外祖父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来青岛时，应该能看到当年自己曾经租住过的房子和门店，后来，特别是八十年代就难说了。
过去回沂蒙山老家时，最早是先坐火车，当然是慢车，青岛到益都，得五六个小时，到益都下车后，再转长途汽车，过著名的穆陵关，穆陵关是齐长城中段重要的隘口，还有百丈崖，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见在高高的悬崖上，挂着很长的冰瀑布，在阳光照射下，煞是好看。车是到南麻的，中途在马站或高桥下车，马站和高桥都是沂水县两个乡镇驻地，是青岛或潍坊通往鲁中、鲁西南的交通要道，有规模很大的集市。提前写信或拍电报通知家里，小舅会推着独轮车去接站，然后翻山越岭接我们回到一个叫做朱家沟的小山村。后来不经益都转车，是从四方长途站坐长途汽车，直接到高桥或高桥前面一个叫沭水的小站，再由小舅推独轮车接我们回去。很早的记忆里，我坐在小车的一侧，另一侧则是行李，母亲跟在小舅后面走。胶木轮子载着我和行李，被小舅推着跨过沟沟坎坎，还有清澈的小溪，轱辘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身边的树林一片片过去，山的景致也随着车的位置在变化，好奇的眼睛顾此失彼，有时就在观赏景致时，听着小车的吱呀声，以及母亲和小舅那沂蒙乡音中睡着，那一幕感觉就像昨天。再后来陪母亲回去一次，在高桥下车，是坐小公共到朱家沟。还有一次带老伴回去，在沭水站下车，凭着儿时残存的记忆，一路打听着回去。五六里的山路，竟走了仨钟头。后来越来越方便了，前几天母亲家的保姆，也是沂蒙老乡回去，说是走济青高速新线，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家门口了，真是快啊！即便是这样，回去一趟都觉得不易，想想一百年前，外祖父他们出来做生意，仅靠着两条腿，还推着独轮车，上百斤的货物，风餐露宿，得走多长时间才能走到青岛码头啊！而且，下过关东，甚至到过高丽、海参崴挖山参、做生意的外祖父，在白山黑水之间究竟走了多少路，恐怕说也说不清楚了。
曾编过档案馆出版的一本书《青岛故事》，一个叫李明的老伙计写了一篇小说，素材就是当年到青岛打工，或转道青岛闯关东的鲁中山区农民，拖家带口地用两条腿走过这一路的故事。现在，连接城乡的道路其实就是这样被先人们用脚硬走出来的。
走路，现在被热衷健康的都市人视为时髦，而当年却是先人们谋生的必要手段，包括后来参加新四军的母亲，父亲，战斗中的急行军，走了多少路，其中的艰辛，他们的后代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