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精选、更多筛选，好宝贝一览无余！

马上还有更多惊艳栏目上线，2017，只为让您的生活更丰富更精彩！

详情请点击 弘川坊

蔡霞，女，汉族，法学硕士，现为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1985年起从事政党政治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

【摘要】
无论主义多么深奥，都不能违背常识。价值思考可以有主义，但主义不能绝对化。一旦主义绝对化，必然违背常识，伤害常识，成为反常识反生活的谬误，就必然损害人的生存与发展。

一、空谈主义没有意义
近几年不时发生常识与主义的争论，一方强调要承认、回归常识，另一方强调要坚持主义，争论的双方都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但价值取向思维则有着根本不同。
常识来自于生活。常识不仅追问“是什么”，而且追问“好不好”、“该不该”。所谓“好不好”、“该不该”即是对人的生存发展利弊得失的考量。无论人种与民族，无论古今与中外，只要是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实现最基本的价值需求。它具有普世性。常识，就是来自于人的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和表达。
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各种因素，不同民族、国家，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制度、路径、方式，使普世价值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却不是普世的。普世价值实现的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发展水平的呈现。
常识反映的是普世价值，而主义则是对某一价值的突出强调和包装。人的生命状态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发展之基本价值需求是多样多元的。正因为不同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不同，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实际生存发展中，所凸显的价值需求就有不同，因而对不同价值需求的突出强调，就构成不同的主义。主义即是对所突出强调之价值的系统思考和表达。
生活是常识和主义之根。常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人的基本价值需求的体验和归纳，主义是在常识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考。经典源于经验，主义是对常识的总结和提升。主义具有的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思想功能，可以指导人们深化对生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指导人们自觉地追求价值、实现价值从而不断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文明水平。
然而，无论主义多么深奥，都不能违背常识。也就是说，价值思考可以有主义，但主义不能绝对化。一旦主义绝对化，必然违背常识，伤害常识，成为反常识反生活的谬误，就必然损害人的生存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生存发展所需之基本价值的实现或缺乏，表现为利益的实现或剥夺。而政治的底蕴在利益，政治即是对价值的规定和分配。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主义是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化。谈主义，最终是为了解决价值欠缺的实际问题。空谈主义没有意义，最应该的是问题。所以，胡适的“多说点问题，少谈点主义”成为经典名言。
就价值取向的思维特点看，西方是常识性的价值取向，是在常识的底线上来判断和认知是非得失;而中国基本上是主义性的价值取向，常常用“概念化”的主义思维来决定是非得失。当下中国社会思想领域里的常识与主义的争论，既包含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之争，也包含着不同的价值思维之争。

二、破除主义思维，才能真改革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东西方国家都遇到了许多问题。西方不少国家在反思中着手新的改革。回看中国，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既给我们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使我们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并以政治改革来带动经济、社会改革，走出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雾霾。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政治上层建筑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
上个世纪90 年代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尚徘徊在行政改革层面。法律管不住权力，权力任性妄为，贪腐，贫富分化，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导致矛盾冲突不断，且日趋尖锐激烈。若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有效化解各类复杂矛盾和社会冲突。
所以今天就经济谈经济，就教育本身谈教育，都解决不了问题。而各方面问题一层层追问下去，最终还会追问到体制机制问题。
然而，主义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就因意识形态的固有特点，而成为深化改革的思想羁绊。由此，尽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全面改革方案，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但两年多过去了，有些问题依旧，甚至更严重了。原因之一，就是一触碰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就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争论，“绝不”、“不搞”之类禁止性的声音压倒邓小平提出的“大胆创、大胆试”的思想方法，主义思维被部分人当做维护既得利益，压制改革的政治大棒。不破除主义思维，改革就迈不出真步子。
回想结束文革后，尽管有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但固守主义、模糊价值甚至背离价值的思维方式依旧根深蒂固。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起步艰难，杜润生曾与一位老干部有过一次发人深思的对话。老干部说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搞文革批判过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这么搞下去，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呢?杜润生说：“我要农民”。小岗村农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有人向万里汇报，小岗村农民在偷着走资本主义的路。万里说：人都要饿死了，还谈什么主义?正是因为杜润生、万里坚持常识，所以当人的生存发展和主义思维发生冲突时，他们顶住了主义的压力，选择了维护农民利益。
说到底，回归常识看问题，是坚持正确价值取向的认识基础，如果连人的生存发展最基本的价值需求都无法保护实现的话，坚持主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直接危害社会民众利益。就此说来，胡适当年呼吁“多谈点问题，少讲点主义”，至今依旧很有针对性。尤其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彻底摆脱专制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教条性、排斥性、绝对化，渗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潜隐无形但却支配着许多人的思考。
比如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比如前几年的“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拿下钓鱼岛”等等。这种宁要主义不要常识，否定常识、背离常识的主义思维，使诸多问题不断积累而难以化解，最终危害人民大众的利益。
事实证明，主义背离常识，就会堕落为荒谬的谎言，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悖逆时代进步潮流的保守或反动思想。为了推进改革，我们必须承认常识，回归常识，进而突破主义思维，挣脱荒谬谎言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

三、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穷尽真理
西谚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就常识和主义的产生发展来说，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流动变化过程，也是人们不断深化对生活的认识，进而不断接近真理发现真理的思想过程。这两者结合的产物，表现为社会的文明进步。
常识是思想的发端，生活是理论的活力之源。各种各样的主义，都是从各自所侧重的价值角度，努力揭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努力使思想不断认识真理，接近真理。就此，标志思想成果的主义还获得另一种形态——学术。
主义是构成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的本性是开放。开放，就是主义必须始终面对实践，对生活保持谦卑，对常识持有敬畏，从生活常识里不断汲取思想养分。坚持各种主义的平等对话，形成开放繁荣的思想市场，在各种主义的碰撞、争鸣中提升思考能力和理论品质，才能始终保持主义的盎然生机和蓬勃活力。
所以，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必定存在思想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构成主义的边界。如果把某种主义夸张到极端，实际上就会阻断人们通往真理认识的道路。孤立强调某种主义，甚至以强权意志将某种主义定为一尊，打压其他的主义，这个主义就会走向自身反面。
生活是垄断不了的，这就决定了无论什么主义，只要膨胀到以为可以垄断思想垄断真理，最终必然会因隔绝了生活常识的滋养，而使自身生命活力枯萎。无论这主义如何宣称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它都不可避免地被生活所击碎，即便是权力和金钱，都挽救不了它必然衰败的命运。
由此，坚持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不以主义思维来禁锢学术，而是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破解主义思维的封闭性、排斥性、绝对化，是我们深化政治改革，减少中国型过程中可能发生重大失误的必要思想条件。
再有一点，繁荣主义的学术研究，前提是面向实践、回归真相、尊重常识、实事求是，而不是空谈概念。任何刻意掩盖真相的说法做法，实质目的是继续思想专制，阻挡中国进步。这种做法，无论其声称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谎言就是谎言，它永远变不成真相。

作者：蔡霞 来源：凤凰评论

青岛包头路小学1972届三班同学，1972年1月毕业后，进入不同的学校继续学习，以后陆续离开学校，走入社会，成家立业，相继成为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
1994年夏季，部分同学拥簇着当年的班主任陈学铭老师、毕爱莲老师在石老人海边聚会。
22年后的初冬，2016年12月26日，三班的部分同学在青岛福州路浩家苑酒店聚会，相隔二十二年或四十五年的重逢，是一种什么感觉？
希望不远的未来，再有机会重逢。岁月，使我们衰老，也使我们成熟。这份童年到青年再到中老年的友谊，是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

• 记忆（诗）

曾记否
老式火车的吼叫
大港码头的汽笛

曾记否
老旧的建筑里
琅琅的读书声

稚嫩的脸庞
多少次
闯入梦境

五十个春秋
是否还能还原
朦胧的记忆

写于青岛包头路小学1972届三班同学2016年冬聚会前

青岛包头路小学1972届三班毕业照

青岛包头路小学1972届三班部分同学和班主任老师陈学铭（前左三）、毕爱莲（前左四）在全国青少年活动营地合影，1994年夏

青岛包头路小学1972届三班部分同学在青岛福州路浩家苑酒店聚会
时间：2016年12月26日
前排左起：张晓鸣、陈海鹰、宋鸿鑫、赵平、周晓方、高宗桂、刘岩、张宁青、邓萍、吕秀菊
后排左起：张跃、曹向红、任岩、王成志、曲连、王少庆、王进德、张志军、毕丽华、马庆霞、轩连华、张莉、于伟华

万红一绿

五朵金花

好姊妹

英姿不减当年

横挎两半球

哥俩好

万里相聚

同位

发自内心的笑

开宴之前

（说明：限于空间和时间，暂只上传这些图片，日后有时间再专门制作本次聚会专辑）

著名语文期刊《咬文嚼字》21日揭晓2016年度十大语文差错，“载（zɑǐ）人飞行”“一揽子货币”等入选。这一年国际国内风云激荡，不少语文差错源自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大事。

这十大语文差错分别是：

一、航天新闻报道中的读音错误：“载人飞行”的“载”误读为zɑǐ。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在完成一系列载人飞行任务后，顺利返航着陆。总飞行时间长达33天，是迄今为止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飞行。
一些广播电视媒体的播音员把“载人飞行”的“载”读作了zɑǐ。“载”是多音字，读zɑì时，意思是装乘、携带；读zɑǐ，意思是记载、刊登。“载人飞行”指用飞行器承载人的飞行，应读作zɑì。

二、经济新闻报道中的用词错误：“一篮子货币”误为“一揽子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简称SDR）的一篮子货币。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则新闻时，将“一篮子货币”说成了“一揽子货币”。
货币篮子（Currency basket）或称一篮子货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设定汇率时作为参考而选择一组外币，由多种货币按不同的比重构成货币组合。而“一揽子”则指对各种事物不加选择地包揽在一起，如一揽子计划、一揽子交易等等。“一篮子货币”中的货币需要精心选择，不能“一揽子”放进来。

三、美国总统大选报道中的量词混淆：“任”误为“届”。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然而新闻媒体的报道却混乱不堪。有媒体说他当选美国第45届总统，也有媒体祝贺他当选美国第58届总统。事实上，部分媒体混淆了量词“任”和“届”。
美国实行总统制，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总统任满4年为一届。如果总统在任期内因故由其他人接替，接替者仍被视为同一届总统。如果同一人在不连续的数届总统选举中当选，每当选一次就算一任。
简而言之，“届”是由选举决定的，一次选举即产生一届总统；“任”是由总统的更换来定义的，每更换一次即产生一任总统。据美国历史，特朗普当选的是第58届美国总统，也是第45任美国总统。

四、英国脱欧公投报道中的概念错误：“脱离欧盟”误为“脱离欧洲”。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其结果是英国“脱欧”。有些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时，把“脱欧”解释为“脱离欧洲”。这属于明显的概念错误。其实，英国脱离的不是欧洲，而是欧盟。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欧盟，是一个推行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其前身是欧洲共同体。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1991年签署《欧洲联盟条约》。脱欧派在公投中胜出，英国脱离欧盟将成为事实。而欧洲是一个地理概念，英国处在其中，不可能根据投票选择脱离这个地方。

五、韩国“亲信门”事件报道中的词形错误：“手足无措”误为“举足无措”。2016年10月中旬，韩国总统朴槿惠被曝出亲信干政丑闻，不少新闻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用“举足无措”来形容朴槿惠执政团队的慌张和混乱。
汉语中没有“举足无措”，只有“手足无措”。手足无措，即手和脚都没地方安放，比喻不知所从、举止慌乱。之所以会出现“举足无措”这样的误用，可能是和“举足轻重”一词发生了混搭。

六、娱乐新闻报道中的用字错误：“凭借”误作“凭藉”。2016年11月26日，冯小刚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获“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在报道新闻时，很多媒体都说：“冯小刚凭藉《我不是潘金莲》夺大奖……”“凭藉”是不规范的，正确的写法是“凭借”。

七、娱乐明星的用字错误：“令人髮指”误为“令人發指”。2016年8月31日，相声演员郭德纲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了所谓《德云社家谱》，全用繁体字书写。遗憾的是，出现了好几处错误，“令人髮指”误成“令人發指”就是一例。
“发”既是“髮”（fà，毛发）的简化字，又是“發”（fā，发展）的简化字。“令人发指”的意思是，让人头发都竖了起来，形容愤怒到了极点。其“发”指头发，应该使用繁体字“髮”。

八、体育明星的词形错误：“作为”误为“做为”。2016年11月17日，林丹发微博就出轨一事向家人道歉。这条道歉微博说：“做为一个男人……”“做为”应是“作为”之误。
“做”“作”两字在语用中常常纠缠难辨，有时甚至含混不清，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运用规律可循：表示抽象语义多用“作”，表示具体语义多用“做”。“作为”是介词，常用来介绍某种身份或某种性质。

九、广告宣传中常见的用字错误：“绅士”误为“绅仕”。随着中产兴起，“绅士”一词大行其道，常现身广告中。香港明星黄宗泽今年当选了某时尚杂志评选的“新绅仕”，广告随处可见，但“绅仕”其实是“绅士”之误。
“绅士”指有现代文明修养的男士，其“士”是对男子的美称，不能写作“仕”。“士”古代指未婚男子，也可做成年男子的通称，或做男子的美称；“仕”则作动词用，通常指做官。

十、常见的食品名用字错误：“黏豆包”误为“粘豆包”。“黏豆包”是北方的一种传统点心，采用黄米、红豆等材料制作而成，触手很黏。店招、广告牌及食物包装袋上基本上误写成了“粘豆包”。
“黏”是形容词，表示糨糊、胶水等具有的使物相连的性质；“粘”是动词，指依靠黏性把东西互相贴合。
“黏”（nián）和“粘”（zhān）的误用有历史原因。1955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颁布实施，“黏”作为“粘”的异体字被废除，“粘”于是身兼二职，既表“粘”的意义也表“黏”的意义。但1988年公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又将“黏”恢复使用。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责任编辑：李鹏

阿克顿在十九世纪后期先知般地预言： “只要某个单一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这个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
先知之所以是先知，是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预言未来的历史。围绕先知的往往是悲剧，悲剧的原因不仅仅是当时的人们对他们的理论不能理解和接受，更在于即使是他们的预言被事实所验证，人们仍然不知悔改。
众所周知，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其实他还有许多同样分量的名言，比如：伟人几乎总是坏人。
比如：社会主义意味着奴隶制度。
继阿克顿之后，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给这个主义走向专制的过程做了精细手术。这位以经济学成就冠绝当世的学者，像一位解剖学和病理学大师一样，对阿克顿指出的那个奴隶制度解剖到了灵魂。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只有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不赞成的方法，才能付诸实施。
这句话中，第一个“社会主义”是指这种无限接近所谓公有制的主义，第二个“社会主义者”是指青睐这种主义的理论家们。这个主义的理论家却不赞成这种主义的实施手段，是因为哈耶克清楚地看到：公有制是一种乌托邦，乌托邦信仰者无不具有自命为美好的情怀和高尚的方法。但是，这种主义一旦进入实践，就会命中注定地侵犯人权、剥夺自由、经济崩溃、破坏民主，乃至全社会道德沦丧。即他接下来分析的：空想阶段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的拘束，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
空想阶段的社会主义者们心理有一个跨不过去的坎——民主。如果没有民主，绝对称不上社会主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一旦往实践中迈进一步，就会发现：社会主义根本实现不了民主。
数百年来，自命崇高的社会主义者们，都认为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他们貌似志同道合，并且总是人多势众。但是哈耶克清醒地看到，这样一个人数众多、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一旦开始他们构建乌托邦的行动，却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建立，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为什么会这样？哈耶克解剖出了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素质高低主要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的知识的高低。而一个社会中最好的分子，肯定是那些教育和知识较高的人，而不是相反。文化大革命试图颠覆这个规律，工人和农民把专家教授医生关进了牛棚，自己占领了大学讲台、医院手术台，成了人类永远的笑话。
哈耶克指出一个事实：每个人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对事物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趋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
而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的主义需要笼络大量人群，他们要在人群中去寻求一些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这样就必然导致道德和知识标准最大程度地降低，在那里，人性共有的比较原始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稍有理性的人就会承认：一个社会的优秀成员，即哈耶克说的“好分子”，一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丰富知识的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赤裸裸的反人类文明的疯狂念头。
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是低级的？孔子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假如有一万人，可以肯定全部都是好色或者好“吃喝拉撒”者，但如果说到交响乐，喜欢欣赏并且能够听懂的人已经不足千分之一。因此，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毫无疑问乃是最小的公分母——人的原始本能。
社会主义者需要构建一个人数众多的、价值标准趋同的集团，这样他们才能把他们的价值标准强加给社会所有的人。为了保证人数的优势，这个集团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教育和高度趣味的人，而是那些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更多被原始本能控制的人，更是那些把人多势众作为坚强后盾的人。
一个高明的独裁者不会完全依靠这些只具有简单和原始本能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只可当成掀起祸乱的炮灰，不足以完成他的社会主义事业，真要成大事，他必须把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这就是阳谋、反右、牛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革等事件的发生原因。
第二个原因：专制者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已的坚强信念，天生只会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他们都会接受。
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这些思想模糊、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深谙此道，著名的言论就是“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当然他们的做法还远远不及东方负责任大国，在那里，所有所谓的媒体都是掏纳税人的钱官办的，明言姓党，因言获罪则做为优良传统一直在保持和发扬。
哈耶克所说的这些“温驯的、易受骗的、没有自己坚强信念、思想模糊的人”，满世界放眼皆是，无论东方西方，都充满了陈丹青所说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这些人就是教育程度和趣味都不高的群氓。
不过哈耶克所指的这些人，还只是1930年代的西方人，他们还有起码的言论自由，还有无数独立媒体和独立学者，因而尽管不乏社会主义者“大声地、喋喋不休”地鼓吹社会主义好，仍然会有相应地反对声音力图让人们清醒，即使是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也没能彻底割断知识分子的喉咙，至少他们没有发明出“收听敌台罪”。
第三个原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巧妙而深刻地利用了人性的幽暗，它必须为人群制造敌人。
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必然要想尽办法团结人民，他会发现，人类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是天生的，顺应人的这种天性，给他们制造敌人和仇恨，就会成为绝大多数低素质群氓拥护的领袖。这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
哈耶克说：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支持，更要获得广大群众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利用“为人民制造敌人”来为自已服务。煽动民族主义、挑起领土争端、提醒屈辱历史、指称内部敌人，这些小小的花招是糊弄知识不高、趣味低级的群氓的永远有效的法宝，只需偶尔使出一招儿，专制者就会为自己赢得许多做手脚的机会，尤其是国内各种矛盾紧张的时候，这些花招更是缓解压力、金蝉脱壳的灵丹妙药，这些低级游戏对智商不高的愚民们永远有效。
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或是外部的，永远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选自 文艺青年 微信号

• 梦境追忆

晴朗的天空，湛蓝湛蓝。两个飞碟出现在空中，飞碟很粗糙，不似一般理解的那般精致——透过粗陋的窗棱、窗洞，坐在里面的人隐约可见。
飞碟盘旋，缓缓降落。一队军官模样的人鱼贯而出。
降落点在一架高架桥边上，好似一个军营。
脚底忽地产生一种升力，不由得双手向下按去，身子离开了地面。
双腿不停地向下蹬，身体不停地向上升腾。
很快越过了高架桥桥面。桥上人们投来诧异的目光。
飞越军营，飞碟很快降至身体下方，渐渐变成两个小点。
飞越高架桥，远处是一座山，山那边是一片森林，林的上空雾霭弥漫，身体穿过云雾。耳边呼啸着风声。地面所有的东西，建筑物，大桥，渐渐消失……
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更高的升腾。
更快的升腾。
枪声变成了炮声……
炮声剧烈，在耳边爆炸，劈哩啪啦…..
窗外，响起了震天的爆竹声。
是日，正月初三，本地习俗——送年也….

• 文摘

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此文是刘瑜为译著《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著，胡缠译)所写的序言。
很多时候，人会被习惯和情绪所无形控制。沉默久了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中国社会习惯明哲保身，说多错多，活着就是好事。只要自己和家人没受伤害或大伤害，对很多恶事也是无所谓的。“莫管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直到有一天，当黑暗延伸到自己，才奋力嘶喊，看到的也许是当日自己的”无所谓”。有一句话说的好：你可以不勇敢，可以不说真话，可以逃避;但是不要阻止那些善良而又有勇气的人们说话，以及为了他人而付出的血汗。当一些人为了这个社会在付出的时候，请不要嘲笑他们的”卑微”和”愚蠢”。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来源：共识网 2016-09-08 愚公部落二

• 文摘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影响力不容置疑，被誉为中国民族交响乐之魂。
《梁祝》于1959年首演，陈钢是曲作者之一，而他的父亲陈歌辛当时正被劳改，陈钢是家中的长子，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1957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山沟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没什么东西吃，瘦得皮包骨头，从肉体到精神饱受折磨，而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大儿子陈钢被冠以“右派孝子贤孙”的骂名，二儿子陈铿是数学奇才，原来在复旦大学，竟被送到江西去喂猪。幼子陈东年龄尚小，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女儿陈小丽则终日一语不发，夫人金娇丽扛起了全部的生活重担，过着艰辛的、暗无天日的生活。
就是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却被学院党委安排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创作音乐作品。
难以想像他当时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了这不朽的名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或许正因为遭受了如此的彻骨之痛才得以创作出震撼心灵的声音，如泣如诉的旋律里，揉进了陈钢多少难言的心声与抗争。
远在安徽农场的陈歌辛从广播里听到了《梁祝》，激动万分，他让陈钢尽快将谱子寄给他，陈钢多么想将作品送到自己的启蒙老师——父亲的手里，可是，在那个年代是不能实现的。不仅如此，陈钢的爱情也在风雨中飘摇，陈钢与心上人纯真的爱情无法冲破世俗的屏障，姑娘的家人一致反对和一个右派的儿子交往，尽管姑娘情深似水，她的家人却始终不同意。
陈钢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北海公园里一片寂静，心碎的陈钢不得不与他心爱的姑娘诀别。就在这时，公园的广播喇叭里竟然飘出了《梁祝》的旋律，此情此景，竟如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诀别，《梁祝》竟成了他初恋的绝响。
陈钢的举世才华与他的父亲陈歌辛密不可分。陈歌辛在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人人皆知，是著名的音乐人，《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永远的微笑》《恭喜恭喜》《梦中人》等等优美的歌曲，都出自于陈歌辛之手，被誉为“歌仙”。在老上海时期，陈歌辛声名显赫，红歌星周璇所演唱的电影插曲，至少有三分之一由陈歌辛谱曲，姚莉、龚秋霞、李丽华、李香兰、陈娟娟、白光等著名影视歌星，也都演唱过陈歌辛的许多作品。而且他作品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邓丽君、蔡琴、梅艳芳、张惠妹、罗大佑等人，也都在演唱会上唱过陈歌辛的作品，每每唱起都深情款款。
陈歌辛一生共写了二百多首歌曲，其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被翻唱成英文歌曲《Rose,Rose,I love you》，流行于世界各地。
年轻的陈歌辛温文尔雅，英俊潇洒，尽管生活非常节俭，没有光鲜亮丽的衣着，但浑身仍然散发著书卷气质和非凡的才华。在上海任教期间，赢得了一位女学生的爱慕，她叫金娇丽，是个富家千金，又是学校的校花，然而才子佳人的相互爱慕却遭来了金娇丽家人的反对，但金娇丽不顾父母的阻拦，勇敢的冲破重重障碍，终于与才子老师喜结良缘，开始了共同相伴的音乐人生。此时的陈歌辛不仅对音乐热衷，而且也是个热血青年，心系祖国安危。 1941年，曾被日本人关押，受尽各种酷刑仍不屈服，终被释放。这段特殊的经历却并未使他消沉，而是更丰富了他的内心，激发出更多的灵感用以创作。1942年的《蔷薇处处开》，1943年的《玫瑰玫瑰我爱你》，1944年的《凤凰于飞》和《不变的心》，1945的《夜上海》都堪称经典之作。这些看似风花雪月的背后却暗含隐喻，表达了陈歌辛希望抗日胜利，以及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歌辛一家来到香港，继续着他的创作，这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生活的非常安逸，其乐融融。可是，之后的一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50年，他应夏衍之邀，放弃了香港较优越的生活，满怀憧憬和希望重回已是“新中国”的上海，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决定注定了他日后悲惨的命运。1957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山沟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1961年，陈歌辛连饿带病死在了劳改农场。可怜的他，仅仅回国十馀年的时间，一位老上海的“歌仙”就这样悲惨的长逝于他曾向往的“新中国”的土地上。
1962年，金娇丽来到白茅岭，她带去了一只小小的木箱，捡回了陈歌辛206根遗骨。
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伴随她的只有丈夫留给她的那些歌曲以及儿子陈钢的《梁祝》，凝聚着陈氏父子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寻，终化为美丽的蝴蝶翩翩飞去……
文学艺术作品的深入理解和诠释，往往离不开它的创作背景。有些人，总想以“正面为主”做理由不让别人说出真相，然而历史，我说的是真实的历史它就是一枚硬币，它天然是由两面组成的。只说一面，那不是历史，那不真实。大音乐家陈歌辛用他的生命和全家的苦难成就了儿子陈钢完成伟大的作品《梁祝》。

转载自 归来的心竹的博客

• 文摘

最早知道张中行是因为《负暄琐话》，文字的味道很特别，写人记事有些《世说新语》的意象，文章短而好读，还不时让人漫生出一些痴痴的玄想，比较切合我散淡的个性，自然就记下了。
有一天，突然得知他就是《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原型，不免感到莫名的意外，还有一缕怪怪的惊讶。后来读他的《顺生论》，还是比较喜欢，也是个性使然。所以，看到书店有《张中行别传》上架，便毫不犹豫买下了。
读孙郁所著《张中行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位布衣学者的寒士心态让人感到十分可亲。
布衣者，平民也。平民而又为学者，有寒士心态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从历史上看，但凡布衣出身的学者文人，如果骨子里浸透着寒士心态的血脉，疏远政治或厌恶权贵就好像是别无选择。
张中行的人生之路很长，活了98岁，几近一个世纪，阅人阅事自然很多。其中有些事，如果拉开一点距离看，在今天就颇让人玩味沉思。比方对张中行这个人后来的“走红”，一些与之同时代的人就颇为愤闷不解。他们认为，其时国难当头，他们或投笔从戎，或用地下斗争方式进行反抗斗争，而张中行却躲进了书斋。一句话：“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只会顺生的人，不愿和恶势力斗争的人是卑怯的吧？”
事实也的确如此，日伪时期，张中行在北平，就是北京大学一个很普通的教师。他非但没有挺身而出与日伪作斗争，甚至也没有暗中帮助过抗日志士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段“顺生”的历史，在傅斯年1945年整顿北大时，张中行离开了北大。
不过，没有当斗士，这有什么值得非议吗？
三十年多年前我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德保卫萨拉热窝》，对剧中有个情节印象很深。游击队老战士谢德深情告诉自己的女儿：(在这非常时期)有的人在战斗，有的人在等待。你是姑娘，你要等待。很多年后重看这部电影，剧中这个情节仍然让我和看到谢德英勇就义的场景一样感人，因为它同样具有很真实强烈的人性。
张中行的顺生之态，应该就是一种等待吧？
国难当头，不甘心做亡国奴，起而抗争，固然令人尊敬，也是国人的职责。但事实上，任何时候，除却志士的选择，还有很多人也选择了顺生之态在等待。只是，要理解这种顺生之态在中国也太不容易了。
和张中行同居生活长达四年的杨沫也不理解，她在《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刻画的余永泽，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不关心民族存亡，只知道钻研学术的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形象。
但张中行却并不因为杨沫对他的丑化而心存芥蒂，仍对之报以平常心态，淡而笑之。而且，后来“文革”中有造反派来找他外调杨沫的“历史问题”时，他还能以一种布衣学者的寒士心态加以客观对待，将那些想整杨沫的人顶回去。他告诉那些人：杨沫当时比我进步，我不行，思想落后，不革命，远不如她。虽然话说得比较平实，但在那时候，也是需要一种勇气的。
其实，像张中行这样的布衣学者很让人景仰。
他推崇的“顺生”之意，其实就是古人所谓之“率性”，即把人的生活像“人”一样去过。一个人作不来振臂高呼状，无法血洒疆场，不卖身投靠为虎作伥也应该算是保存了气节。张中行仅仅就是一个读书人，之后慢慢又为学者，其本分最应该坚守的，我想应该是一个学者的良知与正义感。作为学者，最应该说真话。
日伪时期的北平，有许多文人无奈中只有呆在伪职里，张中行的看法是：这些人的选择都不是信仰问题，没有活路是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一说：舍身取义。张中行在这一点上显然是这种文化的反对者。在《流年碎影》中，他用很平淡的文字表达了这种强烈的隐痛：“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案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
在现今中国，当个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许很容易，因为好像只要有大专文凭就可以获此殊荣。但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分子，恐怕还是要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才行，最不济，也应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说假话，品性真而不伪。
张中行读书既多，在北大求学时又多有名师授业解惑，且固执于独立思考，言人及事就多有不合时宜。自己的思想散漫无拘，为人为文自然易成另类。而普通读书人的一个常见习性是，对有独立思考和个性的文字往往有些爱不释手。
《张中行别传》不仅对传主的思想言行有生动的勾画叙写，而且作者孙郁的文笔颇吸引人，致使本书完全可以当一本有思想深度的美文随笔来看。写到这里，笔者忍不住要摘录一段文字：

《负暄琐话》的风格明显从《知堂随想录》那里流出来。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谈天说地的影子……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不动神色的地方多。张中行却情动于中，有诗人的忧郁。所以，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较之于自己的老师，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他似乎更喜欢周氏。因为那种平和是自己不及的。鲁迅难学，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大部分是本分的边缘化者。
这段文字意味深长，几至不能随想和解说。不过，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布衣学者张中行毕其一生的那种边缘化生活方式，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已经完全了然于心。

作者：王明析/共识网
原题：《没当斗士，有什么值得非议吗？》

• 随笔

多年在海外的S回来了。前几天，他说去看了德国风情街。他一说我就知道是指馆陶路，那条被市北区政府大肆炒作的所谓德国风情街，那是一个当代的“皇帝的新装”——政府说它是德国的，媒体也跟着起哄、捧场，说那就是德国的。
究竟是不是呢？
事实上，馆陶路在德国占领时期并未列为城市规划——德国占领区在德县路以南地区。其北部都是华人区——那里的建筑基本都是日本建筑及少量英国建筑，虽然在新疆路大港入口处有一处德国建筑青岛海关，登州路青岛啤酒厂的建筑是德国建筑，但与馆陶路的所谓德国风情街毫无关系。由于日本在青岛的建筑其风格是建立在模仿德国建筑风格基础之上的，所以很多人将其误作德国建筑，并由此将馆陶路认定为德国银行街，甚至将其开发为德国风情街，甚至邀请德国人来举办德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晓得应邀来参加活动的德国人是否了解这里的历史——这种不尊重历史的做法是荒谬的，是对历史和后人的不负责任。
馆陶路至今保存完好、有特色且有影响并被认定为有德国风格的可以支撑起“银行街”概念的历史建筑没有一座与德国有关，皆建造于德国1914年撤离青岛之后。
请看以下事实：
馆陶路1号，横滨正金银行旧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1919年建，仿罗马神庙式
馆陶路2号，麦加利银行旧址（原百货批发公司），1925年建，英国古典商业式
馆陶路3号，三菱洋行旧址（中信银行），1918年建，和式，有仿爱奥尼柱
馆陶路5号，英国汇丰银行旧址（部队用），1917年建，英国风
馆陶路6号，日本钟渊商事青岛支店旧址（市北干校），1935年建
馆陶路12号，朝鲜银行青岛支店旧址（今工商银行），1917年建，仿欧洲19世纪商业古典式
馆陶路13号，齐燕会馆旧址（原部队用），1914-1925年建，仿欧式，有仿罗马爱奥尼柱
馆陶路22号，日本取引所旧址（原军人俱乐部），1920-1925年建，和式仿德国建筑
馆陶路28号，丹麦宝隆洋行旧址（棉麻供应站），1913由中国设计师张镜芙设计，1923年建成，仿欧陆风
馆陶路37号，大连汽船青岛支店旧址（外代大酒店），1927年建，仿欧洲19世纪商业古典式
此外，位于馆陶路延长线上的堂邑路11号三井洋行旧址（原五金站），1920年建，有仿爱奥尼柱
即便是中山路、河南路上的金融建筑也大都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与德国建筑更无关。那么，馆陶路大张旗鼓地兴建一条德国风情街，究竟有何根据？是给后人和世人留下笑柄吗？
对此，有专家指出：“随后修造的建筑，不管是日本人崇尚的“集仿主义”，还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古典复兴”“折中主义”，以及后来出现的“国际式”，虽然从建筑形式的大范畴上仍可划定在欧美风格体系中，但具体的创作思想、结构形态等已逐渐沿着变革、创新的思路，并夹杂着功能主义的笔触，发生了具体流派和风格上的迁移，建筑式样已出现一定的混乱态势。所以，今天谈论青岛的城市建筑风格时，断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德国建筑”。确切地概况一下，应为：具有欧美建筑风情，融各色流派、形式于一体，合理运用地方材料，巧妙结合自然地理，借山水促城市特色的海滨城市建筑风貌。” （宋连威：《青岛城市老建筑》，青岛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13页）

原载 半岛社区 点击40408次